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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Facebook 推至Plurk 推至twitter 我的圍場經驗
文/張國瑞
走進考選部的試務大樓，我深吸一口氣，知道從這一刻起，接下來兩週的生活，將徹底與外界隔絕。作為一名入圍的試務工作人員，這裡被我們戲稱為「考題堡壘」，而我們，就是守護這座堡壘的尖兵。圍場的門禁，嚴密得超乎外人想像。法規明訂，入圍期間，除了典試委員長和考選部部長，任何人未經許可都不得進出。我們每個人胸前掛著專屬的識別證，進出每一道門都有電子感應紀錄，但這只是基本。真正讓人感受到「被隔離」的，是連窗戶上的封條都不能隨意開啟，整個空間就像一個被密封的膠囊，確保任何物理層面的接觸都被徹底切斷。那氛圍，連呼吸都覺得謹慎。
而這一切之所以必須如此嚴密，背後有個特別的起點。一九九ま年後，出現能讀跟打中文的盲用電腦，讓視障者終於能獨立處理文件，也悄悄點燃了我們這群人從前不敢奢望的念頭——報考公務人員。既然想服公職，就得通過考試院舉辦的高普考和特考，那麼在此之前，我們得先有人進入圍場，為視障者製作點字考卷，這一切才能從夢想變成現實。於是我來了，成為這座堡壘裡少數帶著盲用電腦進駐的人，用點字顯示器逐行校對，以點字印表機產出考卷，每一張點字紙都是從零開始的工程。
當然，考試期程漫長，總有工作需要的人員會在第二週進場。這可是整個圍場安全最緊張的時刻。為了防止任何夾帶試題或藉機洩漏的可能，程序繁瑣到令人咋舌。所有後來才進場的命題委員或工作人員，第一件事就是被嚴格檢查，任何具有資訊傳輸、感應、拍攝或記錄功能的器材，像是錄音機、相機、電腦、手機，甚至是智慧型手錶，一律嚴禁攜入。我曾聽同事描述，有人連最愛的電子錶都留在門外的保管箱。萬一真的有人生病或遇突發事故需要外出，絕不是簽個單子就走，而是必須由政風室的人員全程貼身陪同，像影子一樣盯著，確保他沒有任何與外界不當接觸的機會。
進到圍場，生活起居也完全沒有「個人隱私」這四個字。住的地方，管理辦法規定每間寢室至少得住兩個人，這不是為了節省空間，而是為了讓彼此「互相照應」，說穿了就是互相監視，讓你沒有獨處的時間與空間去計畫任何事。說到防止洩題的方法，我聽過很多有趣的猜測，像是比手語之類的。但在圍場內，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除了兩人一室，我們連撥打公務電話，所有通話都會被強制錄音，這些錄音帶在出圍後還得由政風室保管一年。在這種全面監控下，任何非語言的溝通，都很難躲過同房同事和監聽設備的耳目。
在這樣的封閉日子裡，大家唯一的慰藉就是吃。每天午餐、晚餐都有全鴨或全雞，以及石斑魚或鱈魚；到了宵夜時段，不是手工水餃就是牛肉麵——廚師也關在圍場裡，反而才有空慢慢包餃子。考試院的人總會熱情拉人去吃宵夜，但我一定堅決拒絕。光吃三餐我就多一公斤，再吃宵夜會不堪設想。雖然我超愛水餃和牛肉麵，如果三餐有這種菜色該多好，但為了體重，也只能忍痛說「不」。
吃的方面，為了避免任何一絲一毫與外界的聯繫，所有伙食都必須在圍場內自行處理。這不僅是方便，更是一道嚴格的安全程序。我們吃剩的殘羹剩菜、用過的便當盒，都視同「高風險廢棄物」，在整個入圍工作結束前，嚴禁送出圍場。你絕對不會在圍場外的垃圾桶看到任何相關垃圾，因為它們都被集中在特定區域妥善保管，直到出圍那一刻，才會被統一銷毀處理。這麼做，就是要確保不會有任何一張寫了字的紙片或任何可能帶有資訊的物品流落出去。
曾有朋友問我，圍場內對火災這種緊急狀況，難道都不事先演練或告知逃生路線嗎？這問題問到關鍵了。事實上，法規有明確規定，遇有地震、火災時，題務組組長須視情況指定專人保管試題，並指揮人員疏散到安全地區。之所以不事先公布具體計畫，正是因為規劃逃生路線等於變相提供了圍場內部的空間格局資訊。這些細節，萬一被有心人掌握，就可能成為他們規劃洩題路線或舞弊的線索。所以，我們採取的是一種「應變」機制，全憑組長當下的專業判斷與指揮，確保人命安全優先，同時保護試題，這是動態的危機處理，而非靜態的SOP公告。
最後，隨著科技進步，我們也面臨新的挑戰，比如無人機。雖然相關法規沒有白紙黑字寫出「反無人機作戰手冊」，但整個圍場區域本身就是一個禁絕所有無線通訊與電子設備的空間，這精神自然也涵蓋了對異常無線電波的管控。實務上，國家考試園區及周邊在考試期間都會被劃為管制區。我們的安全團隊會與警政單位密切合作，監控有無可疑的無人機活動。這道看不見的天空防線，雖然低調，但同樣是我們守護考題公平正義的重要一環。
說回我第一次真正入圍工作的經驗。考試院第一次準備點字考卷，請來了龐大團隊——淡江請我跟包迺鵬，伊甸基金會請了一位工程師，還請了啟明學校的團隊加入。結果第一週大家沒事做，都在打點字撲克牌打發時間；到了第二週，只有我寫的程式確實有在運作，但我本人依舊閒得發慌。我就這樣苦苦熬過極為無聊的十六天。對著電腦螢幕發呆的日子，比想像中更難熬。
第二次進去，是為了藍介洲要考社工師。這次有經驗了，只請我和一位明眼同事，而且第二週才進圍場。我事先在電腦裡存了好幾本寫程式的書，準備無聊時看，沒想到這次有了意外收穫——我發現圍場裡居然有桌球桌。按照盲人桌球規則，必須把球網抬高一個球的高度，球必須穿過球網下方，只要飛起來都算失分。我雖然沒帶滾動會響的盲人桌球，但普通乒乓球在桌上滾動時會一直跳動，也有聲音可辨識，於是跟同事痛快打了好幾次，總算為枯燥的圍場生活增添了一點樂趣。
那次任務中，三次校對的考卷被我發現兩個錯字。第一題是一個很像的字但發音不一樣，點字很像注音符號，被我發現不稀奇；第二題就離譜了——立法院寫成了「立院院」，考試院外聘的三個人看過都沒發現。結果印出來的考卷全部銷毀重新印製，有錯字的考題都要送分，考試院也因此臉上無光。幸好最後藍介洲成為社工師狀元，總算讓我們與有榮焉。
一九九九年我擁有導盲犬Ohara之後，才正式免於圍場工作。一方面，這麼多經驗下來，在圍場做點字考卷已經變得很一般，實在不需要我這種系統工程師進去，只要專業的校對團隊就能完成任務。那段頻繁進出圍場的日子，也慢慢畫下句點。
不過圍場的記憶並不只在考試院。一九九ま年後，收盲生的大學越來越多，所以各校輪流舉辦盲人大學甄試。我參加淡江辦的第一次，圍場設在我辦公室隔壁的印務處，因為空間有限，只好睡行軍床，吃附近學生吃的自助餐，每餐後的廢棄物必須立刻丟出去。還好只有四天三夜，並不漫長。
我最後一次參加圍場工作，是中原大學辦的。六日要考，他們竟然週五一早才載我們到桃園校區，想必要工作到很晚，果然忙到晚上九點多才完成驗收。我正想應該要休息了吧，沒想到他們要載我們回家。我非常吃驚，趕緊刪除所有考卷的檔案才背行李上車，十一點才回到辦公室，所以同事都不知道。我回家既不敢接電話也不敢跟任何人聯絡，直到週日傍晚，我懸著兩天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來。
原來圍場制度不只是防止洩題，也是保護工作人員的方法。那些被隔離的日子、被監視的緊張、被銷毀的垃圾，每一道程序都在告訴我——「公平」兩個字，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用無數個不自由的細節堆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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