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分享到 Facebook 推至Plurk 推至twitter 為盲生奉獻一生的陳淑靜 文/編輯部
在視障界提起陳淑靜，每個人都會為她奉獻盲生的精神豎起大拇指。她是台灣第一所盲校惠明學校的創辦人，一生都服務於盲校，她視盲生如己出，她傳奇性的故事更為人津津樂道。
故事得從民國四十五年說起。
一位富有愛心的美國人在遺囑中託付美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hristian Children's Fund）運用他在銀行的一筆款項，在台灣設立盲童育幼院，希望藉此造福視障孤兒（失去父或母的視障兒童）。而美國法律規定，這份遺囑必須在一年之內執行完成，否則，該筆錢將收為美國政府所有。
由於時間緊迫，於是他們透過關係找到位於重慶北路的「台北盲啞學校」，學校也開始調查，結果符合條件的有二十多位盲童，他們就在「台北盲啞學校」旁蓋了兩棟兩層樓房子，取名為「盲童之家」，並兼收聾生。至於管理工作，他們同時想到當時同為美國兒童福利基金會所創辦，位於台中西屯的「光音育幼院」的祕書陳淑靜，陳淑靜的長官則為該基金會在台灣的牧師高甘霖。
陳淑靜出身台北望族，家族在迪化街以「陳其昌」商號經營南北貨及進出口批發海產買賣，生意興隆，長輩都曾留學日本，家中說的是日文。陳淑靜於淡水純德女中音樂科畢業後原本打算赴加拿大學鋼琴、聲樂，但局勢混亂、經濟蕭條，因而打消出國進修的念頭。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的她，從小父母就告訴她一些愛的故事，讓她下定決心為孤兒服務，因此當學校的外國老師「德姑娘」得知台中「光音育幼院」正在找一位懂得台語、日語、英語、中文的院長祕書時，馬上想到她；對陳淑靜而言，這正是實現理想的好機會，她二話不說，拎著包袱就到台中報到。
陳淑靜從小嚮往孤兒院的工作，小時候她的母親常說一個孤兒院的故事：在美國下雪的冬天，孤兒院的孩子苦無糧食，飢腸轆轆之際，院方仍放餐盤在小朋友面前，大夥一起禱告，希望主聽到他們的心聲。沒多久，有人敲門，好心的人帶來一大包食物，孤兒院的小朋友欣喜若狂。「我就立志要當那個帶來禮物的天使。」
在光音育幼院服務幾年後，高甘霖突然告訴陳淑靜，要讓她「升官」到台北「盲童之家」當院長；高甘霖當時已經看中悲天憫人的陳淑靜是適當的人選而努力遊說。
但她卻婉拒。
「為什麼不考慮看看呢？你家在台北啊。」當年，從台北到台中的平快車最快要六個小時，她一年當中連重要的節日都不回台北，因為實在是太花時間了；更更何況她從來沒接觸過盲人。她反問高甘霖：「我什麼都不懂，當院長又有什麼用？」
高甘霖不放棄，過了一段時間，又找陳淑靜。「你工作那麼認真，我要犒賞你看一場在台北的溜冰團表演，你還可以趁機回家喔！」當時的溜冰團在台灣造成轟動，但一張票要價八美金，相當於一般公務員一個月的薪水，進場觀賞的都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陳淑靜能免費看這場表演，興奮得手舞足蹈。「但是，我有一個附帶條件。」陳淑靜冷靜地問：「什麼條件？」高甘霖說：「看完溜冰表演，希望你能順道參觀『盲童之家』。」陳淑靜很機靈，怕上當，特別強調：「只去參觀一下而已喔！」高甘霖點頭說：「對，只去參觀而已！」陳淑靜就答應了。
陳淑靜看完溜冰表演，依約前往盲童之家。
一進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個六、七歲的小孩子無聊地坐在階梯上，一個頭一直搖呀搖的，另一個雙手壓著眼睛，不停地揉呀揉。陳淑靜看了心裡很難過，覺得他們很可憐。
中午時間，陳淑靜到餐廳跟大夥一起吃午飯。每一位孩童桌上都有一個鋁製的碗，下面是飯，所有的菜覆蓋在飯上，蓋得滿滿的，有個孩子吃到肉，一副很高興的模樣；有一個孩子先吃白帶魚，卻被魚刺刺得哇哇大叫。她於心不忍，認為只要多用點心思就可以避免孩子喉嚨被刺傷，忍不住問工作人員：「孩子的眼睛都看不到，你們為什麼不事先跟孩子說呢？為什麼不把魚刺挑出來呢？你們只要說一下就可以讓他們少一點傷痛嘛！」
陳淑靜越說心裡越沉重，她雖然沒有經驗，但這些道理卻比誰都懂，而且會做得比她們更好。
餐後，陳淑靜一直盯著盲童看，越看越覺得可愛。她心想：「我自己學的是音樂，我可以教他們唱歌啊！」與此同時，《聖經》馬太福音的一句話鑽進她的心裡，「假如你只愛你想愛而且可愛的人，那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她對自己說：「你要愛那些需要人愛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接著她再度跟自己對話：「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如果你只會袖手旁觀，只會待在台中的育幼院，每天開開心心的跟孩子玩，會不會太自私了？」這句話一直在她心底激盪。
回到台中後，陳淑靜主動找高甘霖，「你之前不是要給我升官當院長嗎？這個offer還有沒有效？」高甘霖暗喜自己的計畫得逞了，大笑說：「當然，那還用說嗎？」事後他承認那張溜冰團的票是餌，希望釣她這條大魚上網，而且事前他非常有信心，陳淑靜一看到盲童就會動搖，事實證明他的計謀完全正確。
陳淑靜與這些孩童沒有師長與學生的區別，都視彼此為親人。有一次，一位盲生從學校下課後哭著找陳淑靜，「你怎麼了？不要哭，慢慢說。」這位盲生說，今天開班會的時候，老師分五顆糖果、五片餅乾給大家吃，「我吃了兩個糖果、三片餅乾，剩下的我想帶回來給你吃，我走到半路上就被別人（聾生）搶走了。」她很難過，走到訓導處跟老師報告，老師問她：「搶走你糖果和餅乾的是男生還是女生？」她說：「我不知道啊！」老師繼續問：「是高年級的還是低年級的？」她也說：「我也不知道啊！」老師說：「你都不知道，我要到哪裡找搶你糖果、餅乾的同學？」況且，這些東西是「吃」的，吃到肚子裡根本找不出「兇手」，不像一般東西還可以找得出來。這位盲生聽了委屈，因為她就是看不到才無法辨別，還被訓導處訓了一頓。
陳淑靜平常就要求聾生要牽著盲生走。有一天，演唱得到的獎品收音機被偷了，大家非常難過。從此以後，他們的行事更小心，深怕疏忽而遭竊。陳淑靜想出一個方法跟大家說：「以後我們一進門就鎖起來，如果想進來就一定要敲門，但不是一敲門就要開門，要先問：『你是誰？』如果門外的人回應，才可以開門。」大家同意遵守這規則。
有一天，聾生氣急敗壞地找陳淑靜，張牙舞爪地講述一件令她氣憤的事，陪同的盲生幫忙解釋說：「打她、打她啦！」意思是「聾生被人打了」；過一會兒，一位盲生拿著笛子進來，大叫：「陳老師，小偷進來了，小偷進來了，我就打她，小偷被我一打就跑了。」陳淑靜再細問原因，原來聾生確實有敲門，盲生也問：「你是誰？」這些都按規矩進行，但聾生聽不到沒有回答，盲生看不到以為是小偷來了，門一開，就拿手中的笛子打人，打了兩下，小偷跑了，「趕快抓小偷喔！」
陳淑靜從此下定決心，盲生和聾生不但要分開來教育，還要分校才行，不然以上的例子還會出現。
她到教育部找社教司司長，「司長啊，盲、聾要分校耶！」陳淑靜講了一些理由，司長也同意。但礙於職掌無法做決定，而且當時也沒有經費將盲、聾分校。陳淑靜經過幾番努力之後，決定自己做。
她寫了一份企劃書向兒童福利基金會爭取資金，沒多久，美國應允了，撥一筆經費給陳淑靜運用。
陳淑靜調查台灣各地需要就學的盲生資料發現，「台中」是建校最好的地方，從南北上或從北南下，台中幾乎都是等距離。民國五十年，她把位在台北市重慶北路的「盲童之家」遷到台中大雅，成立「盲童育幼院」，後更名為「私立惠明學校」，這也是台灣第一所「盲校」。
當時台灣的資訊並不普及，加上民風保守，很多家庭不能接受家裡生個盲人，甚至不願意讓別人知道，這讓招生工作顯得十分棘手。陳淑靜只好發公文到各鄉鎮市公所，希望代為調查隸屬單位的盲生。樂觀的時候，有家長主動帶孩子過來就學，不過這情況屬於少見的；大部分時間老師得依鄉鎮公所的名冊，按地址挨家挨戶尋找，足跡遍及深山和海邊。
陳淑靜回憶說：「有一次我明明到了他家門口，看到一位盲童就坐在裡面，但他的父母硬是說：『我家沒有看不見的小孩。』」一來他們覺得盲生沒有希望，不必受教育；二來他們認為家有盲生，一定是前生犯了罪孽，今世得到報應才會生下這種孩子，不希望公諸於世。
「邀請盲生」就學的過程中，陳淑靜常常搭火車到各縣市，再步行兩、三個小時。她說起一個故事，有一年夏天，颱風來襲，各地已經發出颱風警報，她要找的孩子住在屏東一處海邊，鄉長派人指引她如何走，風雨交加，房屋、樹木都被吹倒，屋頂也被掀開，那位盲生正在門口等著陳淑靜，「我一看到她，立刻帶她走。但風大雨大，水不停漲高，我揹著她，後面的水一直追，還好我年輕，跑得快，否則我們都可能被淹沒了。」
她們逃過颱風，找到一家鄉間旅館。陳淑靜趁機幫她洗澡、洗頭，洗得乾乾淨淨的；隔天颱風走了，她買一件新衣服給她穿，像換個人似的帶她到惠明念書。
第一年就招收了三十個盲生。所有學生的學雜費及住宿費全免，學校的經費都由美國兒童福利基金會負擔。基金會是由美國基督教會的教友奉獻的，他們的奉獻方式是由一個或多個基督徒負責出錢認養世界孤苦無依或貧窮的孩子。
除了盲生，惠明學校也招收多重障礙的學童。
董金花則是惠明學校的第一個盲聾啞學生，這對教育工作者是極大的考驗。
董金花出生於花蓮，家境貧困，母親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雪上加霜的是爸爸為肺結核患者，使她因此受到感染；她在門諾醫院治療肺病結束後，該院的外國籍宣教士認為這孩子的父母應該沒有能力扶養，問惠明能不能收？陳淑靜立刻到花蓮把她接回來，安排在周榮惠老師的班級。
陳淑靜發現董金花雖然看不到、聽不到、不能說，但是很聰明，例如周老師摸她的頭髮，董金花會接著模仿老師的動作也摸自己的頭髮。她摸到別人的辮子很快就學會編辮子。陌生人與她接觸，她常從頭摸到腳，表現好奇。當她發現疑慮時，一定抓著老師的手到她想理解的地方，彷彿在問「為什麼」……陳淑靜從這幾個小動作確定她的智力沒有問題。「我覺得這樣的孩子要趕快教，否則會耽誤她的黃金學習時期。」
隨後，陳淑靜到德國開特教會議，便提出盲聾啞教育問題，並詢問與會人士是否知道哪個地方可讓老師學習。大家異口同聲說出「美國柏金斯盲校」，海倫•凱勒就是該校的蘇莉文老師教出來的。但幾經打聽，柏金斯盲校已經額滿了；現場澳洲雪梨大學校長立刻表示該校願意提供名額讓惠明老師過去學習。由於周榮惠是董金花的導師加上當時單身，於是就派她到澳洲實習一年，主修指語，以便學成回國教盲聾啞學生。
陳淑靜的一生充滿著愛，也充滿著傳奇；她是惠明學校的開創始祖，早期是院長，後來是執行長。她的英語極好，個性豪爽，廣結善緣，因此結交不少朋友，也有效的讓盲童受益。
與美軍的友好關係就是一個例子。
惠明學校位於台中縣大雅鄉，與美軍基地位置相近，雙方因地緣關係常有互動。創校之初，英文很好的陳淑靜常擔任美軍與台灣女孩相戀的翻譯（陳淑靜自稱「大電燈泡」），雙方時有往來，也常互相幫忙。美軍曾多次在院方舉行園遊會、義診等活動。如惠明學校缺水，他們立刻供水給學校；盲童想搭飛機，美軍就安排他們坐到飛機上，在原地發動，讓小朋友聽到引擎聲。曾有一小孩子高興地說：「我飛了，我飛了，我們要搭飛機出國囉！」陳淑靜馬上糾正說：「不是啦，只是坐上去而已啦！」儘管如此，每個孩子也都因此了解飛機的結構。
此外，美軍在一次招待盲童到該基地遊玩時發現院方沒有校車，於是費時兩個月重新裝修客貨兩用汽車，贈給惠明的盲童。這輛三千西西馬力的客貨兩用汽車原為美軍的報廢車，但經過技術人員的修理裝配而成為一輛性能優良、外表美觀的乳白色汽車。盲童們以他們雙手的觸覺「觀賞」，個個說車子可愛，興奮的神情讓美軍頗為安慰。
陳淑靜篤信基督教，她總愛說，是上帝引領她走入盲童世界的；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連她的婚姻也是上帝的安排，充滿傳奇色彩。
四十歲那年，一位教友的哥哥喪偶，七名子女需要人照顧，教友極力撮合他和陳淑靜，「我心想，惠明學校一百多個孩子都在照顧了，不差這七個，就點頭答應了。」
陳淑靜的先生是台中一家診所有名的醫生，先生的診所後來也成為惠明學校的專屬醫院。這些孩子體弱多病，又常碰撞跌倒，學校因而省下大筆醫療支出。陳淑靜的先生不但全力支持她辦學，婚後也不准她支領學校薪水，他說：「人家外國人都拿錢來台灣了，你怎麼好意思再拿學校的薪水？」醫生的收入頗高，「你的薪水以後我來給。」就這一句話，陳淑靜婚後開始擔任義工。
陳淑靜婚後與婚前一樣，照常上班，忙碌異常，有人曾不解地問：「你都當『醫生娘』了，幹嘛還出來賺錢？」她只好解釋說：「我已經不拿薪水了，只是想繼續做事而已！」陳淑靜照樣出國考察，到國外（常去西德）募款，這些機票和旅費都由她先生支付；直到退休，長達四十年的時間不領薪。
陳淑靜以宗教般的情懷奉獻特殊教育，四十七年如一日。堅持六十五歲就應從校長和院長職務退下來並交棒，陳淑靜目前擔任學校和育幼院的執行長，每天仍和一百多名院童共同生活成長，繼續呼應著《聖經》上所說的話。「去做人家最不願意做的事，去關懷最需要幫助的人。」
（本文節錄於《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