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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Facebook 推至Plurk 推至twitter 大家談「博愛座」
文/陳芸英
「博愛座」事件近日鬧得沸沸揚揚。先是有北一女學生被質疑沒讓座，後有台師大視障生呂冠霖也被婦人誤會；他們都因沒讓座遭到乘客語言霸凌。
這篇發表在呂冠霖臉書的〈博愛座的價值〉（
https://www.facebook.com/ntnucan/posts/934196546723842
）刊出後，受到社會高度的關注。
呂冠霖國三被診斷出粒線體視神經病變，導致右眼視力剩0.02，左眼只能見到光，近乎全盲。他因為要參加泳渡日月潭的活動，因此將導盲犬ED帶去寄宿；回程的路上，捷運的保全人員像往常一樣把他帶到博愛座，但車程中卻遇到一名中年婦女叫他站起來，語出不遜的說，「博愛座不是你能坐的。」
呂冠霖雖然愣了一下，還是有禮的跟這位中年婦人說：「我看不到，應該可以坐這個位置吧！」但這位婦人卻把手放在他面前揮，確認他是否真的看不到。心情感到不快的他跟這位婦人說：「你幹嘛在我面前揮手！」這下反而中計了，「我看你果然看得到，眼睛亮得跟什麼一樣，還敢騙自己看不到。」
視障者該不該坐博愛座？呂冠霖該不該讓座？如果你是他會怎麼自處？且聽身障領域的他們怎麼說？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林聰吉本身就是一位全盲者，他認為，一位還能行動自如的視障者，他人從外表是很難判斷其視障者身分的。如果要他人能輕易辨認，具體的方法是拿白手杖、戴墨鏡等傳統視障者的標準配備。若未具以上的認知，視障者在公共場合而不被他人辨識出來，這不能怪對方。此外，一位年輕、除視障外無其他身體障礙的人是否還需要坐博愛座也值得商榷。
林教授指出，博愛座不像身心障車位有法律明文規定罰則，只是道德勸說，自己可不可以坐或者可不可以要求他人不能坐，並無明文界定，所以若要運作順暢，就只能靠無形的道德規範。在一個社會中，這種無形界線的劃定，只能靠相互的包容精神。今天台灣的問題之一也就是缺乏包容，體諒他人的精神，尤其政治人物帶頭不容忍意見相左者、非我選民者，這都為民眾起了很壞的帶頭示範。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的系統工程師賴俊吉最初是聽太太講博愛座事件，她敘述時很氣憤，因為她的情況跟冠霖一樣，都是弱視且外觀看不出來。她覺得別人憑甚麼可以用嚴厲的口吻和質疑的眼光懷疑別人身障者的身分？
但賴俊吉有不同於太太的看法，他覺得就算主角被誤解了，應該要有為自己辯解的能力，讓對方知道，不見得看到手的揮影就不是視障者，而且手在別人眼前搖晃是不禮貌的行為。
他聽到主角被周圍的人謾罵後，默默地站起身來讓座，「這動作會讓別人間接證明自己說謊，好像認錯了。」
賴俊吉表示，「如果今天換成是我，對方這麼不客氣的要我起來讓座，我會拿出手冊，除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也要指證對方，甚至要求他們道歉。如果他們不道歉，我可能會說，『我的腳沒問題，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讓坐，不見得視障者就要坐博愛座，但你今天用這種方式質疑我，連對人基本的禮貌和尊重都沒有了，我為什麼要讓座給你。」因為人是互相的，其他人不是當事者，不應該在不瞭解實情的狀況下起鬨。
不過賴俊吉隔天才知道主角是他認識的呂冠霖，但他覺得這樣也好，「維持我最初的看法，這樣比較客觀。」
張閎霖老師是淡江大學視覺障礙中心的輔導老師，接觸的都是身障學生，他聽聞呂冠霖的遭遇，悠悠的說，「每個身障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曾有情緒障礙的學生反映，最怕上公車刷票發生「嗶嗶」兩聲時，司機要求驗票。
張老師說，他在德國念書的那段期間，司機雖然也驗票，但目標是廣泛民眾，主要是怕漏票，絕對不會針對身障者，司機不驗身障者票主要是基於「信賴」原則；因此他建議大家不妨也相信坐在博愛座的人，「的確當下有需要，」因為很多身障者外觀的確看不出來，即便身體不適者，外觀也看不出來。
初到德國，張老師看到坐輪椅或身障者都會主動協助，但此舉非但不會得到對方的感激反而引起反感，甚至遭對方反問，「你為什麼要幫我？」他也常遇到讓座給年長者被拒絕的情形。
「很多人不瞭解某些領域，會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淡江大學有幾個學生擁有導盲犬。訓練時，指導員會教使用者，當導盲犬不守規矩時可用拉繩表示警告，沒想到被路人投訴了；後來導盲犬協出面會挺學生。
任職於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負責點譯工作的張滄濱發現，社會大眾對視障領域的瞭解的確非常有限。以冠霖為例，他認為捷運的引導把他帶到博愛座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定向需要。
張滄濱的外表看得出其明顯的身障特徵，一進捷運，一定有引導人員帶他進車廂找位置，他通常都說，「我站門邊就好。」或者有柱子、有把手可以抓就好，「我定住自己，進出比較方便。」有時會有乘客讓坐，通常他會拒絕。有一次一位乘客硬帶著他到裡面的位置，他尾隨過去，但有個念頭立刻升起，「糟糕，等一下下車，車門的方向到底在哪裡？」反而是一種困擾了。
至於視障者該不該坐博愛座，他相信視障者覺得可以坐是基於車廂搖晃，萬一有危險不知道該如何反應的問題，有座位當然比較安全。至於有人建議取消博愛座，張滄濱反對，他不認為國民的素質可以到沒有博愛座大家都會自動自發讓坐的地步，「座位不是問題，人心才是。」他說，「這件事是叫冠霖起來，指責別人讓出博愛座的乘客可議，包括北一女事件也是。」
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的秘書長楊聖弘很感嘆，「叫視障朋友起來讓座，這多麼違背一般人的良心！」
不過這件事讓他有幾個反思，其一是，眼睛看不到跟「站或坐」有沒有關係？曾有人讓座，他很肯定的跟對方說，「真的不用，我可以站。」但對方堅持讓座。還有一次他就用開玩笑的語氣說，「我的眼睛不是長在我的腳上，」沒想到讓對方感到尷尬了。
其二是，「當別人讓座給我，我到底要不要坐？」他發現，當別人堅持讓座而他不坐，讓座者也不會回去坐；甚至有幾次經驗，年輕的乘客上來就坐下了。後來有人讓座，他只好誠心誠意的謝謝對方，然後坐下，「我覺得讓一個人發揮他的善心是好事。」否則，最後眼睜睜的看到座位被年輕乘客坐下，好像也不好。
不過視障者看不到，不會知道旁邊有沒有人更需要這座位的人，如果多問一句「有沒有人需要坐？」這句話顯然沒有意義，因為百分之九十九不會有人說，「有，就是我。」他覺得也許旁邊的人可以提醒視障朋友，「有老弱婦孺需要坐位。」
他曾有被其他乘客要求站起來讓座的經驗。那是從台北車站到淡水的捷運上，他累得睡著了，一位老先生把他搖醒，「我二話不說就讓座，因為那聲音聽得出是年紀大的人。」但從睡夢中驚醒，他一時不知道拉環在哪裡，這位老先生發現他是視障者，反過來要他坐下，場面也是一度尷尬。最後是另一個年輕人拉他坐另一個位置上了。
在台灣，有一大類的人叫身心障礙，似乎被標籤化了。楊聖弘說，他去洗手間想用一般的小便斗，其他人馬上有反應，「不是那邊，」硬把他拉到「有欄杆」的地方，因為那個叫「身心障礙」的小便斗；就連志工聽他這麼說還是如此，「那已經是一般人的反射性動作了。」所以他覺得要跟別人解釋，「我雖然看不到，但我可以站」似乎需要花一番功夫，因為一般人可能無法想像，「博愛座」不就是給你們坐的嗎？
台灣這幾年有用手機拍下影片傳給媒體的習慣，拍照的人自以有道德。楊聖弘認為一般所看到的道德很多是表象，沒有人討論行為背後真的對這社會是正面的嗎？
主角呂冠霖認為，「博愛座的價值不是因被迫讓位給需要的人，就能展現其美德」，更不該「譴責你眼中那個沒起身的人，因為你可能不知道他有你沒看出的苦衷。」他覺得，博愛座最美的價值在於你可能自己也需要這個位置，而你放下自己的需要，用心體會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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