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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Facebook 推至Plurk 推至twitter 楊禮寬扮演啟明社「承先啟後」的角色
文/陳芸英
你有沒有一種經驗，為了轉移失落的心情，將整個人投入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領域，拼命做事，日以繼夜，最後卻因此走出憂鬱？相信有的，目前任職於建碁公司通路經理的楊禮寬就是一例，他的人生因此大轉彎。
那是大二寒假前的冬日，就讀淡江西班牙語文學系的楊禮寬剛跟女友分手，也離開心儀的「國際關係研究社」，心情抑鬱，眼看寒假即將來臨，他失魂落魄的走在淡江校園，漫無目的閒逛，這時啟明社即將在寒假舉辦的「第十九屆愛盲工作營」正在招生，「這位同學，你要不要參加？」他們拿了一堆招生簡章走過去，還要繳費五百塊費用呢，時間是五天四夜。楊禮寬幾乎沒看，挑了錢，繳了費，迷迷糊糊的加入錄音組（啟明社的其他三組分別是報讀、點字、電腦），他回憶這段過往，開玩笑的說，「啟明社完全沒有用任何理由說服我，是我自己自投羅網的。」當時心中唯一的愉悅是，「寒假終於有事做了，這樣就不會胡思亂想了。」
當時營隊招收了近五十人，錄音組約十人，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對盲生更是一無所悉；但他十分認真的對著錄音機錄下一本一本的有聲書，這股投入比他上主修的西語系還認真，當然他心底很清楚，越努力他逃避心態越重，然而，這卻是他積極爭取的生活狀態。
愛盲工作營的白天枯燥乏味，晚上則多姿精彩。主辦單位安排一些盲生跟大家分享人生故事，此外有矇起眼睛的「視障體驗營」，晚上還睡女生宿舍呢！當然對他最大的刺激是生平第一次接觸盲人，「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原來視障者看不到可以念到大學，這需要多麼努力！」他逐漸瞭解他們背後的故事之後，也試著跟他們交談做朋友。在聊天時，「我覺得自己在跟世界上最純樸的人交往，他們有一種特質，會讓你把心事還有過去的不愉快向他們傾吐，我覺得跟盲人交往真棒。」他也曾試著想，如果自己是盲人，會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能不能像他們這樣樂觀？在這思索的過程中，他自然覺得失戀的問題與盲人相較，微乎其微，心情放寬不少。他們還曾拿「視障議題」討論，「如果你身上必須缺少一樣器官，你會選擇放棄什麼？」他的答案是「一定要保留眼睛，」當他脫口而出時，「我更珍惜周圍的視障朋友，更體會他們遇到的難題。」
他在營隊裡雖然話不多，但也交了一些樂於幫助盲生的別系同學，像承東就是，他不瞭解他們參加的目的，但他知道大家都願意花時間去瞭解盲生，「我被那種熱情感染，」在工作營裡，盲生是主角，像張國瑞、黃士慶、包迺鵬（目前都任職於盲生資源中心）、葉晨昇還有孫麗美（已過世），大家都樂於接近他們，以致於五天的工作營結束後，楊禮寬捨不得回家（或許是為了打發時間），繼續留在啟明社。
啟明社的晚上很熱鬧，成員大多喜愛音樂，尤其是張國瑞、黃士慶、李芳辛，常拿著吉他自彈自唱，還可以「點歌」呢，不管點什麼歌他們都會彈，很有那卡西的氣氛，他對李芳辛彈的西班牙式的小調印象最深。
寒假結束後的新學期，他就加入啟明社，一樣在錄音組（他的聲音的確不錯），「這是我大學生涯的另一個起點，我發掘自己心中有股熱情正要燃燒！」
「愛盲工作營」從民國五十九年開始辦活動，歷史悠久，為了多瞭解啟明社，他花了很多時間閱讀過去「愛盲工作營」的活動記錄，雖然是記錄，但在他看來還滿有趣的，不懂的地方也會請教當時的社長柏廣法還有其他學長，像楊福田，他們都認為這是深入瞭解啟明社的好方法，楊福田還勸他「不要只是一頭熱喔！」
大二下學期接近尾聲時，啟明社即將進行下一任社長改選。有一天，社長柏廣法主動找加入社團僅一個學期的楊禮寬聊天，「我發現你非常投入社團的活動，你有沒有意願出來『競選』？」楊禮寬對這突發事件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柏廣法是他非常喜歡且敬重的一位社長，為人實在但個性低調，能獲得他的青睞，楊禮寬很高興；但憂的是，他從來沒有想過當「啟明社社長」，不過柏廣法的邀約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價值，他有點心動，但表現得卻是半推半就，「謝謝學長看得起我，」之後柏廣法又找了一些人跟他談，他最後決心投入競選，而當時的競爭對手有三人，其中一位陳秀好是社團的優秀幹部，「老實說我覺得她滿適合的，但因為我也報名了，所以也積極爭取社員的支持。」
楊禮寬的競選「政見」來自過去翻閱「愛盲工作營」的記錄，「我發現明盲共楚很簡單，『平等』和『尊重』而已。」他就把「平等」和「尊重」當作闡述政見的重點，並感性的描述自己當初啟明社的心路歷程，「我覺得啟明社像是一個大家庭，在我失意的時候，是這個家庭收留了我，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是這家庭的小單位，希望讓啟明社的每一個人能生活平等、求學平等，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幫忙，在這家庭得到溫暖和愛。」
當時的選戰據說是競爭最激烈的一次。他把訴諸於選民（社原）的政見貼在海報上，到處拉票，真的像在搞選舉，但對他來說也是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體驗，「我記得開票當時，我和秀好的票數成拉距，一票是我一票是秀好，氣氛非常緊張，最好我以些微票數獲勝。」
楊禮寬原本就是個身段很低的人，「我當選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誠心誠意的邀請我的競爭對手繼續留在啟明社協助我，我也希望能『和解共生』，因為他們既然會出來參選，表示一心想為啟明社服務，那麼我應該積極拉攏他們。」他在拜訪過程中，強調自己的資歷淺，的確需要前輩的行政歷練加以補足，「我很幸運的留下兩位，承東很爽快的答應當副社長；秀好願意擔任行政組的總幹事，」接著他再向老社員請益，提出將來啟明社的決策是由幾個行政核心一起做決定，他不會獨斷獨行。
楊禮寬很重視自己這位「社長」的身份，他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每天跑操場六圈，因為他覺得「耐力」是很重要的，當作社長的養成訓練；此外，他也藉在電影院唱國歌時面向大家，訓練自己在大場合面對群眾的勇氣。
楊禮寬很重視啟明社成員賦予他的這一份任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打開啟明社的門與外界接觸，他先後拜訪淡江的炬光社、樸毅團、親誠團等服務性社團的行政幹部和社長，他們常利用課餘時間到山區協助弱勢團體，使自己有機會充分和其他社團的人接觸，並與他們做交流；同時他也把視野拉出校園外，例如拜訪愛盲基金會、宜蘭慕光、台中啟明、台北啟明……等。
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帶著幹部到台北啟明（由於對方要求發正式的公文，所以有專人出面接待）拜訪，剛好有個小朋友從他們旁邊走過，「來，就是你啊，張金順（現為盲生資源中心系統工程師，「順子教室」主講者），你帶這些大哥哥大姊姊到校園參觀一下！」他們就跟著張金順走到宿舍，「我們這裡的廁所很乾淨喔，欄杆也都擦喔，你們可以摸摸看！」楊禮寬摸了欄杆，真的一點灰塵都沒有；他再看床鋪，整齊有序；還看了廁所，「我當場Big Surprise（大驚喜），我沒想到高中視障生可以生活自理到這麼好的程度，」但回到淡江啟明社，他開始挑剔社團的盲生，「你們怎麼把環境弄得這麼亂，自己又不打掃，你看台北啟明做得多好！」他發現盲生的生活潛能被忽略了，這部分他們一定做得到，所以他要求盲生也要加入社團的打掃工作，在公共區域保持乾淨整潔。後來他跟視障者之間的關係就是「朋友」，以一般朋友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交往。但他常常還是會聽到抱怨，「這個禮寬喔，常常叫我們盲人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楊禮寬說，「事實上，我認為他們都做得到。」
為了落實他政見裡提的尊重和平，他規劃的活動重點都不脫這兩個準則。不過，他在執行明眼人和盲人的生活平等時，發生一段小插曲。當時有位家住高雄的啟明社盲生因為租屋出了問題臨時沒地方住，他就把自己在淡江租的房間讓給他住，沒想到因為他視力的障礙造成生活的不便而與其他室友發生衝突，他一氣之下竟然搬走了；楊禮寬得知消息後非常難過，「我是啟明社的社長，一直推動明眼人和盲人的平等，眼前的問題卻無法處理，」他也很氣這位盲生沒有為自己的權力與樓友據理力爭，因為啟明社一直教盲生怎麼跟一般明眼人溝通；他也氣室友沒有把視障生當一般人尊重，因為，那些人雖然不是啟明社的成員，但是啟明社在淡江歷史悠久，學校辦了這麼多「愛盲」活動，他們根本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跟盲生溝通；或者他們理論上都瞭解視障生，卻在生活上無法執行「平等」與「尊重」，「我當下真的覺得啟明社在淡江簡直是白活了，我檢討這件事，覺得啟明社根本沒有發揮功能，如果人與人的基本尊重都沒有了，我談再多的理想都是白費的。」
這件事之後，楊禮寬在會議上鼓勵盲生主動走出去，跟街坊鄰居打成一片，「讓別人知道你、瞭解你，萬一需要協助，他們才能伸出援手。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就是這個意思。」這一番談話確實讓幾個盲生領悟，但有人會偷懶，還是習慣依賴社團協助盲生的功能，「我覺得這會減少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將來出社會對自己也不好。」
盲生與室友衝突事件並沒有澆息他的熱情，反而使他更堅定多辦活動，「我認為活動是社團之母，是社團經營最重要的核心，如果這團沒有每週的活動，這社團就會漸漸的銷聲匿跡」，所以他規定每個家族（明眼人和盲生都有）每個星期找一天聚會，大家互相分享心得，這種改變讓社團幹部變得很辛苦，「我心底很感謝，而他們也都可以接受。」
楊禮寬回憶辦活動的一段往事，有一次社團請當時是清華大學教務長的李家同教授到學校演講，因為他以前唸書時的指導教授就是盲人，希望他能分享經驗，「我邀請他到臨時搭建的鐵皮屋教室演講，後來洪教官得知此事，把我訓了一下，他覺得我太不慎重了，問我怎麼不去申請『國際會議廳』呢？」但李家同教授從頭到尾都沒有抱怨，也不在乎聽演講的同學很少，但從那一次開始，楊禮寬變得非常喜歡李家同，而那個活動的整過過程也令他感動。
楊禮寬自認為他當社長期間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承先」是延續啟明社過去的精神和傳統，「啟後」在於將社團轉型，出發點是讓明眼人更瞭解盲生，啟明社的活動不再是活動，工作不再是工作，工作變成了經驗交換的平台，辦訓練課程變成一種生活體驗，讓別人知道為什麼要辦這樣的活動，它的起源是在哪裡，意義如何，它是在彌補哪一個感官的不足。
另外在固定的活動上他也加入自己的創意，並在接下來暑假的「愛盲工作營」視為一項試金石，把上一學期的社團經驗套到工作營裡，在食、衣、住、行、娛樂等項讓明眼人瞭解盲人平常是怎麼去解決的，他認為，跟盲人在一起工作溝通的方式不是去幫助盲人，而是單純的跟他們一起生活，也許需要的只是是「技巧」問題而已，而不是同情或憐憫或犧牲自己或委屈自己。
他舉例說，女同事跟男同事講話有其技巧，她們不會跟男同事說，「我昨天到公館買耳環時，如何……」這是天生社會化的結果；其實跟視障者也一樣，說話、行動可能都會有一些技巧，而這些技巧是需要學習的，例如明眼人跟盲生一起走，會自動伸出手肘讓他牽，這不是「明眼人帶盲生走」，而是「我們一起走」，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動作，而是生活的必要條件，「我希望社員把這樣的資訊傳遞出去，透過體驗跟盲生一起生活。」
楊禮寬還說了一個玩陶土的遊戲，他是參考「皮亞捷（Piaget）兒童心理學」而來的，他認為在兒童的學習過程中需要再教導，實際告訴他們物體他們才能夠知道這物體是什麼，那麼先天盲的盲生要如何認識這物體需要明眼人的描述，因為他們的記憶拼不出來，如果盲生沒有摸到吃到聞到而聽明眼人報讀的描述會有誤差，為了避免這誤差的產生，他請明眼人把眼睛矇住，每一個人發一個陶土，他開始描述，「在外太空飛來一個物體，我們先命名為A，現在請你們聽我的報讀把A做出來：它長很多刺、菱形接近圓形，表面有類似五官的東西，有兩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個嘴巴，但沒有耳朵……現在請你們把它做出來。」最後他請大家張開眼睛，互相看自己和對方捏出來的陶土，結果他聽到的是一陣又一陣的笑聲，因為每個人捏出來的A都不一樣。這說明明眼人跟盲生敘述事情時（或者報讀）如果不仔細，就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所以報讀背後有專業的技術，時地物要講得很清楚；他再進一步的向社員闡釋這遊戲的含意：「將來你們離開啟明社之後，希望多帶一點東西走，這東西就是你平常跟他們生活的技巧；我也希望你們可以擴大相處的範圍，例如肢障或聽障，這樣表示你們因為參與啟明社而有能力與世界上所有的人相處了。」
究竟這樣帶領啟明社學長的評價如何？楊禮寬說，他對自己在社團「轉型」功能的扮演是有信心的，把宣傳轉為實際行動他也不錯，但這些都是「老王賣瓜」，直到有一天，他邀請柏廣法來社團，柏廣法很驚訝的說，「你怎麼可以把社團帶到這個樣子？很難想像。」雖然柏廣法是一個非常樂於讚美別人的人，但他打從心底的讚嘆還是讓楊禮寬很欣慰。
在這段啟明社期間，開啟了他不同的人生。他回顧過往，從對西語系不喜歡、失戀的一個大二學生因為加入啟明社之後，「啟明社幫我開了一個大門，我因此知道生活是可以如此多采多姿，而不去拘泥在自己遇到的挫折上，我在那裡得到成就感，我把他套在我的學業上。」大四他還關心啟明社，但多時間放在專心準備研究所的考試上，「很多學長都認為我考不上，因為我的成績很爛，考的又是歐洲研究所，但最後我跌破大家的眼鏡被錄取了，我覺得在啟明社的行政經驗讓我有效的放在課業上，這個影響超乎大家對我的預期。」
研二時他要為論文找題目，由於長期接觸視障生，對弱勢團體有情感，他後來就把題目鎖定「歐洲聯盟的社會福利政策」，在某種程度來說，算是他離開學生生涯為社團和學業所做的成功的連結。
畢業後，楊禮寬曾在盲生資源中心當過短暫的輔導老師，做了八個月後，他想體驗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行業豐富人生，於是展開一連串的冒險之旅，他開過補習班、當過業務員、拉過保險、報導電子產業的記者、聯強國際的行銷業務……最後在通訊界落腳，目前他是宏碁集團的建碁公司的通路經理，負責跟全球的分公司做聯繫，供應所需，「我和視障生仍然保持聯絡，」聊天過程中，他經常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他們，「我做了什麼工作，你們適合什麼工作，沒有盲人不適合做什麼這回事，因為事在人為，明眼人、盲人都一樣。」
他打趣的說，「我這麼一說，他們都覺得，那個啟明社社長楊禮寬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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